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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农办主任:中央一号文件为何连续14年关注三农?

发布时间:2017-03-06 点击次数:3248

  一、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
  中央一号文件指的是中共中央每一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,一号文件当中聚焦的主题,往往都是中国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和亟需解决的问题,在全年工作当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,因此,历年的一号文件都受到了各界的关注。
 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,自2004年开始,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4年聚焦农村、农业和农民,凸显出“三农”问题在中国“重中之重”的地位。
  前不久我来到了北京,就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的始末、起草的过程当中的故事,以及中国的粮食安全等话题,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唐仁健,进行了一次相约问答。
  记者:主任,这办公室其实是新办公室,但是中农办的历史是很长的了。
  唐仁健:对,这个地方大约搬来了四五年,但是中农办上世纪90年代就成立了,2006年又加强了,增加了一点人,加了一点机构,但是整个也是一个小型的机构。中农办呢,它是这样,体制上它是设在中央财办里边的,嗯,所以行政管理、党的关系这些呢,它都是完全一体的,只是业务工作相对独立。
  记者:我还看到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画。
  唐仁健:这个是重庆綦江,也是我的老家,它就是一个农民的版画,是一个欢庆丰收的场景,吹芦笙啊、跳舞啊,一些民族的乐器,我是觉得很欢快,很能体现农民的精神风貌。其实那一幅小摄影作品也跟”三农”有关,是广东的一个朋友喜欢摄影,他拍的云南的元阳梯田,那是世界上现在是最有名的了。当然,广西还有龙脊梯田,就这两处,所以我这几个东西吧,都是跟”三农”有一点关系的。
  记者:就是一直跟着您的吗?
  唐仁健:一直。我原来在农办的时候,就是这几幅东西。这一次我回来以后,当然工作也算重操旧业吧,那么以前的环境,以前的一些想法,我想还是捡起来,这样自己更熟悉一些,好一点。
  记者:我第一次采访您是在14年前,是第一次中央又把一号文件关注到“三农”问题上来了,14年过去了,每一年都是“三农”问题,但是时代的变化很快,当时我们关心农民的增收、粮食的安全问题,现在都有了长足的进步,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还用一号文件来关注“三农”问题,是看到了什么?它传达的信号又是什么?
  唐仁健:第一是表明中央对“三农”工作的高度重视,提升了“三农”工作的位势;另一方面,发一号文件关于“三农”工作,有的人讲啊,也是把一号文件的含金量、成色,用足了,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,为什么中央长期地、一如以往地坚持发一号文件,我想考虑可能有这么几点:
  第一点,就是确实如你刚才讲,经过2004年以来这十几年,我们粮食增产“十二连增”,农民收入“十二连快”,粮食大概增产了八千多亿斤,农民收入的话,更是从2千多块钱增加到了1.2万元,这个幅度非常之高。
  但是不管怎么讲,总体上我们认为“三农”工作,目前来看,不能认为农业发展是过关了,农村建设是过头了,农民的日子是过好了,我们认为都不能这么评价,所以总体上看,现在农业仍然是“四化”同步的短腿,农村依然是全面小康的短板,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要持之以恒地、坚持不懈地加强“三农”工作。
  第二个考虑,就是尽管现在我们农产品供求关系有了很大变化,但是应该说这是一种——我认为是一种低水平、高成本、高投入,也应该说是高代价的这种过剩。在另一面,其实还有很多农产品,优质的、绿色的,大家希望吃到的、消费到的还明显不够。
  比如前些时候一直有报道,在境外买洋奶粉,或者买别的国外的奶粉,大家都是注意到这个事实的,这至少就说明,我们很多优质的、绿色的农产品现在还是明显不够。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,在这种“多”的背后,其实更多地反映出现在“三农”的发展,面临很多突出的矛盾和困难。
  第三个考虑,就是从各地,现在的实践的情况来看,2017年因为提出,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,这件事尽管中央已经提出两年,农业已经也实践一年多,但是呢,基层、各地普遍反映,到底内涵、要义是什么,到底工作中该怎么来实际地、有效地推动,感觉心里边还是没底。所以在这个时候,从前面讲的问题导向也好、目标导向,从现实大家感受的实际需要也好,都需要继续发出这么一个一号文件。
  二、一号文件出台过程
  唐仁健在采访当中告诉我说,中央一号文件就像定海神针,特别是在农业形势不好的时候,要起到安定人心,稳定民心的作用。而中国的农民们,也将中央一号文件形象地称为是“天字一号”。
  而这“天字一号”文件的起草过程是怎么样的,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?
  记者:很多人就关心,一号文件是怎么形成的,中农办又做了些什么工作,是我们提出,还是中央提出?
  唐仁健:一号文件每年发布“三农”工作,其实早些年那会,可能每年还要先打报告、要建议,现在应该说这些年,好像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所以就是说要发“三农”工作,至少到目前为止,认为就是提前不用单独再申请了
  第二呢,至于主题,这个是需要比较早要确定,因为主题定了,路子、方向、政策才好研究,所以这个一般就是在国庆以前吧,就是一号文件要准备启动之前,当然这个要请示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,他们要明确。
  第三呢,一般在国庆前,大概七、八月份到十月份,这三个月左右,要密集地搞大量的调研。这个调研,你比如说2016年一号文件,从中央农办来讲,我们就到了25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做调研,下去是前前后后十几个组,另外,还要开若干个座谈会,包括部门的、专家的、企业家的,方方面面,大概要开四到五个座谈会,另外我们还会请全国农委、地方党委、农村综合部门、农办主任还要开全国的会议。
  第三,还要就一些重要、重大的专题,进行专题的调研。所以这三个基础工作、基本工作做完以后,大约就在国庆之后成立起草组,开动员会,大约经历两个半月的时间,到元旦以后发出一号文件。这中间的话,要经过中央农村领导小组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,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,这三道审议、修改。
  最后呢,一号文件跟中央其他很多文件还不一样,就是在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,还要提交会议几百名代表,还要提一次意见,他们提的意见,最后修改完以后,再报中央领导审定,最后再发出。文件起草组一般涉及二三十个部门,当然也为了更接地气,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请一些地方的同志参加起草组,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的起草过程。
  记者:很多人说您是中国农业问题的一个“笔杆子”,过去好多的一号文件,有关“三农”问题,都是您参与了大量的工作,在这一次的过程中,有没有自己非常在意的,或者自己主动提出的,或者考察调研结束之后,觉得必须要放入的一些问题?
  唐仁健:这个一号文件的产生,我们中农办是牵头部门,我现在作为中农办的主任,当然义不容辞了,但是呢,我真的实实在在要说明一句,这个文件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反响,首先是中央、国务院对“三农”工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,另外分管领导亲历亲为,汪洋副总理作为中央农村(工作)领导小组的组长,国务院主管“三农”工作的副总理,每个月都要下去两到三次,对“三农”工作调研,文件里面很多大的框架、政策的主张,应该说都是领导同志他们通过实践调研以后亲自提出来的。
  三、确定今年主题
  作为全年“三农”工作的核心文件,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如期而至。2月5日,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》正式发布。全文当中不乏增加农民收入、深化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备受关注的焦点。
  记者:盘点新世纪以来的14份中央一号文件,其中既有针对“三农”工作全局的,也有专门针对农业科技、农田水利、新农村建设等专项工作的。而2017年的文件主题,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,却是在201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已经被提出了。
  唐仁健: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,这个词虽然多一点,但是它跟以前来比,总体上讲,我们认为是既有传承和继承,更有创新和发展。主要就表现在:
  首先,这次强调的是落在“改革”的中心词上。从农村来讲,收储制度需要改革,就是重新回归市场机制的作用,农村的土地等生产要素,它需要进一步活化,这里面也有很多空白,像这些的话,有大量农村的体制、机制创新的动力和需求,这些是这次农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要求。所以我们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要求,简单概括为一句话话,就是要从供给侧入手,通过深化改革,体制、机制的创新,来解决农业的那些结构性矛盾和问题,而不是像以前的就结构调整说结构调整,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大的不同。
  第二,从目标上来讲,应该说这次跟以前比,在前两轮刚才我讲的结构调整,应当说主要都是追求和满足“量”的需求,是寻求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总量的平衡,但是这次呢,我们这些品种总体上讲,需求短期来看是能够满足了。更主要的是要解决它的“质”的问题,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竞争力。
  第三点,即是说农业结构调整本身——因为毕竟它还要推动结构调整,以前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和生产结构,通俗一点讲就是关心的初级产品,这次除了初级产品的优质、绿色、安全以外,还要强调它的产业结构,强调它的技术结构、强调它的经营结构,一定程度上也要还强调它的区域布局,这些就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调整。所以总的来讲,这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是一种深度的、系统的、整体的这样一种改革,其深度、广度跟以前比,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,所以说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。
  记者:我知道您在一号文件发布之后已经到地方去走了,去考察了下,刚从哪儿回来。
  唐仁健:发布会之后呢,去了东北,到了黑龙江,因为2016年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不是第一场硬仗嘛,完了东北呢,尤其是黑龙江是主战场,我2016年一直也没去,想呢还是等他们改了一段时间,真刀真枪干了一段时间,完了我再去看。所以,前不久去了接近一个礼拜,也刚回来,形势、效果,应该说还不错,比原来预想的要好得多。
  记者:在哪方面您觉得预想的比较好?本来您预想可能会哪里不够好。
  唐仁健:因为原来是这样,玉米呢,国家实行临时收储制度,国家要定一个临时收储价,这个价格以前是比市场价明显高,所以农民就躺在仓库里,农民就每天就生产完,睡炕头就可以把粮食交了,就不用管了。现在改革以后呢,回归市场的作用,让市场来定价,价补实行分离。这样呢目前的价格就比以前跌了很多。原来以为基层,特别是农民,会有很多抱怨,会情绪很不好。但就这一次看发现,他们抱怨并不多。
  记者:原因是什么?因为价格是低了,但是虽然是回归市场了,也比较合理化。但价格低了,对他们的收入是有影响的。
  唐仁健:是的。但是这样,国家同时还有补贴,这个补贴补完以后,再加上他们种地吧,目前的市场价还是有钱可赚。当然比以前肯定是赚少了,但是这种情况下,他们也认为这种改革是必然、是趋势。
  四、三农新形势
  农,天下之大本也。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,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被认为是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。
  2月6日,唐仁健在新闻发布会上解读2017年一号文件的时候也表示,当前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的矛盾,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,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。
  记者:什么样子的农产品,或是什么样子的范畴,是属于阶段性的供过于求,又什么,是供应不足的,在过去的现状来说。
  唐仁健:一个是初级产品,第二是一些大宗产品,虽然总量上过剩一点,但是我们现状要讲需求,不能说你总量多了就一定好,你比如现在我们讲玉米,现状就要分出很多玉米,我们2016年调减三千万亩,就主要是籽粒玉米,那今后你比如要发展鲜食玉米,要发展作为饲料用的青贮玉米。另外尤其小麦,要各种各样的专用小麦,河南省他们现在就是提出,至少要有60多种,各种专用的小麦,适应饼干的、面包的,不同的需要,但是现在呢,我们就是很多地方都是笼统的一种小麦,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,结构上它是不对称的、矛盾的。
  所以总的来讲呢,我就讲的话,这种变化概括说,我一直讲,就是五句话:第一是农产品多了,但是这个“多”呢要强调,是低水平的、高成本、高投入和高消耗的这样一种过剩;第二句话呢,我要讲的是就是,国家的钱少了,就是指财政的增收,以前是两位数,现在已经非常困难,尤其到省、市、县以下财政非常困难;第三个,经济的增速慢了,增速慢了意味着什么,意味着其实也是两条,第一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少了,工资增长的幅度慢了。第四个呢,消费需求变了,不仅现在总量要满足,我们在座各位都是,我说六个字嘛,第一要安全,吃的东西要放心,第二要丰富、多样,第三还有点个性,不同的口味有不同的需求,这是消费需求变了。第五个国外低价的、有竞争力的农产品,对国内的冲击是越来越大了。所以在这种背景下,在政策的考虑和设计上要有很大的转变,也非常的头疼。
  记者:您刚才提到了“十二连增”,我记得以前我们采访农业部门,一般对于粮食的增收是觉得非常有底气的,而且也说是非常重要的,但是2016年我们的“十二连增”就打破了,首次下降,这个是我们在农业结构调整之后的必然,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呢,还是意料之外的?
  唐仁健:经过“十二连增”以后啊,2016年粮食总产量,确实最后的统计数据是减少了105亿斤,我想首先,或者说主要还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,因为“十二连增”以后啊,确实粮食的库存已经爆满,很多品种呢,可能都超过了差不多一年的需求量,所以这种情况下,尽管有的也说这是“愉快的负担”,我们也确实感觉是“愉快的负担”,但是毕竟它是个负担,所以也有负担的这个让人比较烦恼的一面,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,也是我们要正常面对的。当然第二个呢,2016年还有一个因素,灾害是偏重发生的年份,所以呢,像早稻啊、夏粮啊,这些都是因为灾害的原因,减了一些,但尽管如此,2016年的粮食产量也还是丰产年,也还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。
  五、粮食安全
  虽然“十二连增”在2016年被打破,中国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,但是库存量仍然很高,而且同时还需要大量的粮食进口。
  根据《国际商报》的报道,从2010年开始,中国的粮价就远高于国际粮价。2014年四种谷物的粮价平均比国外高一半,2015年国产的粮食每一吨比进口粮食贵将近千元。
  在第四届的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上,有专家表示,能否具有国际的竞争力,已经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最突出的问题。
  记者:到底中国的粮食价格具有竞争力吗,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?
  唐仁健:因为呢,我们是一个小农的生产国家,也可以说是超小经营规模,我们户均的耕地才半公顷,像日、韩这样东亚的典型小农国家,它们的户均规模都在两公顷,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,要与欧洲几十公顷,与美洲一、二百公顷以上的国家,进行完全市场化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的竞争,可以这么讲,不仅过去、现在,乃至未来,中国的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要竞争过,可以说都不太可能,是一件非常严峻的事情。
 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,历来WTO都有两个阵营,一个是以小农,东亚、东南亚为代表的国家。第二个就是那些凯恩斯(集团)的国家,包括美洲、澳洲等等。那么我认为呢,客观的讲,从理论上说,这两大阵营,两种农业的形态,要完全放在市场竞争条件下,是不平等的,因为什么呢,因为它的要素在国与国之间是不能流动的,你只说产品可以自由化流动和竞争,那这个显然它是没有理论支撑的,但是呢,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去讲理论和理性,我们现在入世,当时接受的条件就是这个条件,所以我们也要面对这个现实,尽管如此,我们在目前给定的贸易条件下,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,要尽可能的提高我们农业的竞争力。这个呢,我想,除了农业自身在品种、技术这些问题上先进行努力以外,很重要的一个就是,农业的经营规模要进行扩大,我们一直讲适度农业规模,现在这个规模也是光靠农户自身这个单层次来扩大规模也不行,更重要我们要靠服务的规模化,也就是要靠服务体系、靠外界,靠企业的、社会的、政府的方方面面的服务体系的力量,来把小农规模给它延展,来解决他们那些所谓外部和经济这些问题,
  记者:那在我们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主动调整之后,现在我们的库存增的问题是不是得到了缓解?
  唐仁健:以玉米为主吧,因为2016年我们迈出的是这一仗,从玉米的情况看,目前应该说库存还是消化了一部分,在一定程度上供求关系得到缓解,但是总体上讲,因为时间还不长,缓解的程度还有限。所以往后来看,恐怕还是要通过几个渠道来继续加大力度:
  首先是从控制面积一块,这样就是2016年,比如全国调减了三千万亩的籽粒玉米,2017年还要较大力度地调整。
  第二呢就是过腹转化转一块,过腹转化就是发展畜牧业,通过牲畜的过腹,最后消化一部分。这个现在看来啊,潜力还非常大,尤其这次我们在东北,(记者:就是作为饲料),对,作为饲料,这次在东北调研发现,因为我们一号文件这次就有一条结构调整的规定,就是生猪呢,今后要调减南方水网地区,水网地区,以前生猪,黄浦江曾经漂多少,这个大家都知道,在这些地区今后要逐步要压量,逐步就往玉米主产区,往北方调。从这次黑龙江的情况看,潜力太大了。(记者:就往饲料的生产区调),对,你比如他们这个生猪,现在是1800多万头,他们就准备今后几年,比如说“十三五”吧,可以搞到五千万头,这个量非常大,另外还有奶牛、肉牛都可以增加两百万头、一百万头。
  记者:那水网区不能够畜牧以后怎么办啊?
  唐仁健:他们也还要搞一部分,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消化掉,都砍掉。我们多年来经过努力,已经有一个生产力布局大的调整了,就是以前叫“南粮北调”,经过多年努力,现在以东北为代表的,当然也包括华北地区,现在我们倒过来是“北粮南调”,所以我觉得经过这一轮调整,刚才讲的过腹转化,东北这次结构调整的契机,今后搞不好“南菜北运”的格局也要改为“北菜南运”,“南猪北调”的格局也有可能改为“北猪南调”。
  第三个呢就是加工转化消一块,加工嘛就是后环节的,不管粗加工还是精深加工。
  第四个呢,我们也要挡住进口挡一块,当然这个“挡”,我们首先要讲是按照WTO规则的,对吧,我们不会做那些那种人为的(记者:就按市场的规则)不合理的那种设置,当然我们就是通过刚才讲的,比如像玉米,我们改革收储制度,让市场回归作用,这样最后你看,现在我们一月份玉米价格不就略微比国际低一点了么,当然我这里可能也是斗胆地说一句,玉米和粮食这个多,我们千万不要估计的太高,如果刚才讲的过腹转化、加工转化都到位的话,我估计顶多两三年,到时候玉米又不够了,所以呢我们这次调减在力度上、在政策上,还要把握适合,不能把这个弯拐得过急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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